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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文书说理机制创新之构思

作者:长安区人民法院 樊宝卫  发布时间:2015-09-21 09:56:26


    裁判文书是审判活动的最终载体,是法官办案质量和审判水平的综合反映,事关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和法院的形象,事关当事人能否服判息诉和社会安定,无疑在审判工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裁判文书的说理被称为文书的灵魂,一般包括案件事实、法律依据以及两者逻辑联系等三个方面的内容,也是联接案件事实和裁判结果的纽带。故此,自1998年启动审判方式改革后,人民法院始终在为改革法院裁判文书的写作进行探索,加强对质证中有争议证据的分析、认证,增强判决的说理性。裁判文书的制作质量有了很大提高,突出表现在加强了针对当事人诉争事实和适用法律的说理。但仍然存在认定事实不说明理由、表述裁判理由不进行论证等急需改进的问题。笔者通过对所在法院及邻近兄弟法院数百份裁判文书的仔细阅读和研究,并结合自身多年的审判实践,撰写本文,就裁判文书说理机制的创新,浅叙己见,意在抛砖引玉。

    一、当前裁判文书中说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司法活动的一大特征在于书面性,全部审判活动最终必须体现为确定的裁判文书。因此,判决仅仅公正是不够的。因为“司法判决的任务是向整个社会解释、说明该判决是根据原则作出的、好的判决,并说服整个社会,使公众满意。法院说的以及它怎样说的同法院的判决结果一样重要”。在当代,判决理由不仅被认为是判决的核心和灵魂,也是判决书结果正当化、司法合理化和法的妥当性的最重要指标。由此,判决理由成为我国当前裁判文书改革的重点也就不足为奇。

    总的来看,当前裁判文书中判决理由过简,法官的思维过程尤其是内心确信的形成过程基本上被省略了。取而代之的是不以证据分析为基础的干巴巴的事实叙述,流于千面一孔、了无新意且毫无针对性的“本院认为”。判决理由不仅“过于简单,甚至缺少最起码的法律推理内容”。在当事人的主张与法院认定的事实之间、认定的事实与相应的证据之间、事实叙述与论证说理之间、说理与判决主文以及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与判决结果之间,我们也看不到有机的关联和内在的逻辑,判决结果的合理性也就无从谈起。

    当前判决书说理性较差,从说理范围来看,主要体现 在:一是欠缺证据分析。不少判决书在叙述认定的事实之后,单列一段罗列证据的种类,用“以上事实,有……证据为证”或“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及有关书证为证”等模糊方法完成证据论证,有的判决书连罗列证据也不完整,书写证据名称不规范,对哪些证据予以采信,哪些不予采信,分别系何方所举,理由何在,更是一无所涉,采信证据的合理性荡然无存,事实与证据之间的血肉联系也被完全割裂了。二是对案件事实只作结论式认定,欠缺事理和法理论证,使人难以明白这些事实之间又有什么联系。三是在“本院认为”中或重复事实,或寥寥数语,而且不得要领,武断生硬。比如一份判决书在说理时开门见山地写道“被告用竹制弹弓射出的圆珠笔芯击伤原告的左眼,并致其十级伤残,被告应承担损害侵权的民事责任”,实为重复事实,根本没有说理。又如一份经济判决书写道:“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购销合同合法有效。被告虽然按时提供了足量的西瓜,但西瓜质量确有问题,不合格,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应承担不完全履行合同责任”,不仅对作为争执焦点的合同效力问题毫无论证,还将不适当履行责任错定为不完全履行责任。四是单纯引用某法某条作出裁判,却不见法条内容及适用理由。五是漏引、错引法条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六是对诉讼费承担只写结果,不说明任何理由。

    从说理应当达到的标准来看:一是说理欠缺针对性,导致判决书论理雷同,高程度式化,体现不出个案特点以及法官对该案案情涉及的法律问题的独特理解和把握。比如一件被控泄露国家秘密的案件,被告人究竟是故意还是过失泄露以及情节是否严重应是该案审理焦点,也是判决书说理的重点,但判决书“本院认为”中劈头就是一句“被告人某某违反保密法规定,过失泄露国家秘密,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泄露国家秘密罪”,至于何谓过失、为什么认定为过失而不是故意以及何以认为情节严重,则只字未提。二是说理欠缺充分性。主要反映在:漏写判决理由,有的判决书对同一个问题本应阐述几点理由,但实际只说了一点或两点,其余的便弃之不顾;阐述理由不完整,有的判决书虽然意识到了阐述理由的必要性,但在论证时却蜻蜓点水,使人有语尽意疏、隔靴搔痒之感。三是说理欠缺逻辑性。说理上下文之间联系不紧,衔接松散,甚至前后矛盾,无法一致。比如一份刑事判决书称“被告人彭某某、韦某某、杨某某对上述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但彭某某辩称侵吞四万元和一万元不是事实”,显然违反了矛盾律。四是说理与证据、事实脱节。有的判决书中前面认的证据、事实并没有合乎逻辑地得出“本院认为”的分析结论,而后面的综合说理提到的作为论证前提的证据和事实,在前面的证据和事实分析中没有出现过,使人有不知所云之感,如一份判决书在说理中写到,“原告张某某违反被告某学校关于考试期间外人不得进入学校考场区以免影响考试的通告,擅自进入学校考场区域,并不听劝阻……”而这个作为重要依据和事实使用的通告,在前面的证据与事实分析中却未曾出现过,使人顿感唐突。

    判决书不阐述判决理由或理由论证太差,在实践中导致了十分消极甚至是危险性的后果。首先是判决的形成过程得不到有效体现,违反了审判公开原则,由此造成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审判结果公正性的怀疑和对审判程序正当性的不信任。其次,削弱了裁判的说服力和权威性。忽视判决理由,使人们看不到案件事实与判决结果之间的有机联系,即使判决是公正的,也不可能让人信服,更谈不上良好的社会、政治效果。再次,有害于司法公正。即如学者所言,不阐述判决理由的判决书的确容易引发司法不公。因为既然无需说理,裁判者就可以随意其手,颠倒是非。最后,更易引发无理上诉、申诉、上访等缠诉现象,加大执行难度,最终损害了法院和法官的形象。据了解,“有些案件并不是处理不合法,裁判不正确,而当事人却上诉、申诉,甚至缠诉,有的党委、人大还实施了法律监督,究其原因,还是裁判文书没有把理由说透彻”。

    二、裁判文书说理创新的功能定位

    (一)综观世界各国,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法院的判决书都是一份论证文,将法院作出判决的理由写得一清二楚,其公正性使人无从怀疑。为了做到这一点,在大陆法系的代表国家法国,1790年制定的法律就要求上诉法院判决应载明理由,1810年该国法律又进一步明确规定:“不包括理由的判决无效”。1939年法国最高法院在不断强调、要求各级法院重视判决理由的基础上要求各级法院的判决理由必须确切、具体,并指定了相应的标准。意大利则早在16世纪就开始要求判决必须说明理由,如今已成为该国根本法——宪法的一项内容。德国于18世纪逐步确立了判决理论的相关规定,1879年使判决的理论成为一项普遍义务强制法官接受。而在英美法系国家,由于实行的是判例法,更加注重判决理由的充分阐述,也正因如此,这些国家的许多著名的判决理由最后上升为判案的基本规则甚至原则。之所以说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可以造法,也就是这些国家的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充分利用其渊博的法学知识,精辟地阐述其判决的理由,使判决的理由获得法学界、司法界的公认,形成其他法官在以后的审判中普遍适用的规则。判决必须说明理由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一项普遍原则。

    (二)在我国,一般认为,裁判文书的功能具有多样性,如满足当事人的诉讼需求,解决纠纷;展示法官的裁判技能和法院的形象,接受社会监督;考核法官业绩;宣传法律等。但这些功能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应当将依法满足当事人的诉讼需求和解决纠纷作为文书的主要功能。

    裁判文书服务于诉讼制度,是作为诉讼制度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因此,诉讼制度的目的直接决定着文书制作的功能和目的。就民事诉讼制度而言,其根本目的在于保护当事人的民事权益和解决纠纷,程序保障、维持法律秩序等只能作为次要目的。裁判文书作为审判活动的最终产品,是法院向当事人解释审判活动正当性、依法保护当事人的民事权益的有效载体,故应当在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序良俗的前提下,把满足当事人的诉讼需求和解决纠纷作为裁判文书的主要功能,宣传法律、弘扬法治、接受上级法院和社会的监督、形成并发展法的概念体系等政治、社会和学理功能都只能作为次要功能。这也是制作裁判文书所应当遵循的原则和标准。

    1991年我国民事诉讼法就明确规定“判决书应当写明判决认定的事实、理由和适用的法律依据”。但事实上,很长时间以来,法官只注重事实的调查与认定,不重视判决的说理。因此,《最高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明确提出裁判文书“改革的重点是加强对质证中有争议证据的分析、认证,增强判决的说理性,通过裁判文书,不仅记录裁判过程,而且公开裁判理由,使裁判文书成为向社会公众展示司法公正形象的载体,进行法制教育的生动教材”。据此,足见裁判文书说理的重要性以及最高法院改革裁判文书的决心。

    三、裁判文书说理创新应把握的基本原则与标准

    当前进行裁判文书改革,其核心是加强对判决理由的阐述。阐述判决理由应当体现以下几个原则:

    (一)审判公开原则。判决书不仅应当反映外部的审判动态过程,也要体现法官内在的思维过程,如实反映法官自由心证的形成轨迹。

    (二)程序主体原则。阐述判决理由,应当围绕原告和被告的请求和提出的相应证据,紧扣诉讼进程,逐一进行分析,充分体现对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的尊重。

    (三)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凡认定某项主张成立者,应当以对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提出证据的证明力的充分论证为前提。

    (四)言辞审理原则。阐述判决理由,应当体现当事人在法庭上的举证、质证和辩论过程,并揭示出证据的动态特征。

    阐述判决理由应当达到以下几项标准:

    第一,加强裁判文书说理的针对性,应当把握好五个对应关系。一是当事人的诉辩主张与审查证据、认定事实的对应。审查证据、认定事实,应当而且只能从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入手,逐步展开,层层推进。当事人诉什么,法官审查什么,其审查、认定的范围不应当超越当事人的主张范围。二是采信证据与认定事实的对应。通过庭审从采信证据中分析、归纳出的事实乃是一种法律事实,并不等于客观事实本身,它必须依赖于证据。这就决定了判决书中认定事实与采信证据之间的密切联系,既不能离开证据谈事实,也不能离开事实谈证据。三是事实结论与事理、法理论证的对应。作为说理前提的事实,必须在前面已经做了论证和认定;反之,已经认定的事实,也应当成为后面说理的依据,不能根据未作认定的事实进行说理。四是法理分析与法律适用的对应。一方面,在进行综合说理时要注意与后面法律适用的照应,保持前后一致;另一方面,也要求对法律适用进行充分的说明和论证,即为何适用此法而非彼法以及适用此条而非彼条,不能只写干巴巴的法条。五是判决主文与诉讼请求的对应。一方面,判决主文应当而且只能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为基础,另一方面,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不论是否支持,除应在综合说理部分充分论证并明确表态外,还必须在判决主文中得到直接体现。

    第二,判决理由的充分性。包括三方面:一是判决理由要穷尽,有三条理由的不能只写两条甚至一条。二是判决理由要完整。即阐述每一条判决理由不能片言只语,更不能断章取义,只有上文而无下文。三是判决理由要全面。重点要讲清法理,以充分阐述法理为主。但仅有法理是不够的。还应阐明事理、情理,做到法理透彻,事理明晰,情理感人,三者兼备,融会贯通。需要运用科学论理、公序良俗论理的,也要加以运用,增强感染力。值得指出的是,当前在裁判文书改革中,有的法官似乎认为说理越多越好,篇幅越长越好;也有的担心加强判决理由会导致判决书的复杂冗长,应当承认,现在强化说理,有的判决书因此文字增多、篇幅加长,这是正常的,是对过去判决书过简的一种必要反正。但是,判决理由充分与否,与判决书的文字多少完全是两回事,决不能拿篇幅长短来衡量判决理由的充分性。比如巨奸周佛海一案判决书中,周辩称曾于抗战胜利前夕做过一些有利于政府之事,企图获取宽大。判决书对此驳到:“纵树微功,难掩巨过;偶施小惠,莫蔽大辜”,仅仅16个字,却针锋相对,十分服人,人称“极为允当而得体,简练而有力”。由此,理由充分的基本标准是,能够满足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公正裁判的需要,使当事人和一般群众易于理解,并能有效排除对判决正当性的质疑,绝非文字越多越好、篇幅越长越好。在这一大前提下,对某些案件在事实或法律问题上双方争议较大或有疑难的,应详加论证;对事实清楚、双方争议不大的,判决理由可简略一些,但说理的主要内容仍应齐全。

    第三,判决理由的逻辑性。严密的逻辑性是司法文书的本质属性和天然倾向,阐述判决理由本身就是一个缜密、严格的推理过程。强化判决理由的逻辑性,要做到三点:一是在进行综合说理论证时,应当符合三段论的逻辑范式,不违反充足理由律、矛盾律、排他律等基本逻辑规律,不能犯前提虚假、外延不周等逻辑错误。二是注意说理顺序。一般而言,原告的诉讼请求先于被告、第三人的主张,本诉请求先于反诉请求,列写判决主文时亦可如此。但同时还要根据案件具体的情况灵活处理,切不可拘泥。三是注意说理上下文之间的逻辑关系,衔接应当自然、紧密,不能有生硬、机械之感。

    第四,判决理由的规范性。在说理方式上,应当主要从正面展开,步步推进,反面论证只在十分必要之时有限制地加以使用。在说理层次上,要改变过去一段到底、套话结尾的弊病,针对案件具体情况,采用分段分层式论述,力求条理清晰,层次分明。在说理语言上,应当做到:运用法言法语,力求规范、严谨,避免方言、口语;语气中立、公允,防止不适当的情感偏向;用词平实、易懂,不能深奥、孤僻,更不能华而不实;内涵充实、饱满,力戒空话、套话。

应当指出,我国当前裁判文书的语言较为单调,文风刻板,个性化风格更无从谈起,判决书可读性差,不利于通过司法推进社会进步,也不利于扩大司法以及法律在民众中的影响。改善判决语言,增强判决文书的可读性和感染力,应当成为裁判文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美国联邦法官万斯庭来中国演讲时曾提到,他在工作时要使用好几种词典,制作判决“通常起草很多稿,以便更正、修改、重新组织和润色”。这种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掌握司法语言是一种难得的功夫,法官应当刻苦磨练自己的语言能力,丰富的表达技巧,在不损害判决书内容和判决权威性的前提下,适当追求判决书风格的多样化、个性化。对此,英国著名法官丹宁曾深有感触地讲到,“要想在与法律有关的职业中取得成功,你必须尽力培养自己掌握语言的能力”。

    四、加大裁判文书说理创新的力度

    (一)事实和证据部分。第一,在诉辩称部分,原告诉称之后接写原告举证情况,然后是被告辩称和被告举证。对双方主张要忠实概括,有几点写几点,必要时可更为详尽,一边为后面认定事实和综合说理作好铺垫。第二,叙述事实和分析证据前,应当首先对双方诉辩主张进行必要而精炼的概括,从中归纳出双方无争议的事实并予以确认,然后另起一段归纳和确定双方的诉争焦点。第三,紧紧围绕双方诉争焦点,大体上根据纠纷的产生过程,逐段分析和认定事实。不同类的事实,比如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事实、法院依职权查证的事实以及主体事实和程序事实,原则上应当依顺序分段叙述;法律关系事实复杂的,可在一段内一次分小节叙述,也可分段落叙述。第四,叙述中一定要将事实与证据结合起来,最好采用边叙边议之法,既可充分反映证据与其待证事实之间的血肉联系,同时也便于论证。既可一事一证一理或一事多证多理,即在叙述每项事实之后紧接着列举采信的相关证据,写出其主要内容、质证情况并进行分析、认证;亦可一组一证,或多证论理;还可两种方法并用。一般而言,案情简单者,可用第一种方法;案情复杂者,宜用后两种方法。第五,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无论是否采信,均应作出分析和结论,尤其对采信双方争议较大的证据要充分阐述理由,不予采信的也应作出合理解释,且应指明证据来源及与待证事实之间的联系,对证人应说明与当事人的关系。第六,就一事有数个证据者,分析时大体上应为直接证据先于间接证据,原始证据先于传来证据,书证、物证、鉴定结论先于证人证言,当庭口头证言先于书面证词;性质相同的一组证据,则依其与待证事实的逻辑关系确定分析顺序。

    (二)综合说理部分。综合说理是整个判决理由的核心部分,制作好该部分,应当注意几点:第一,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既可以放在“本院认为”部分集中一段或几段综合说理,也可以将其中若干内容分散到前面的事实和证据叙述中进行阐述,要服从力求最佳说理效果的需要,而不必拘泥于一种格式。第二,无论采取哪种格式,综合说理都应当包含如下几方面内容:一是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法律关系是否成立和有效,从正面作出论证和回答,不能含糊;二是对双方争议焦点要逐一阐述其法律性质;三是对责任性质、责任形式和责任分配作出具体说明;四是对原告的诉讼求情和被告主张要依次论证,明确表态支持与否。第三,需要对当事人的合法和道德行为予以积极评价、对违法或不道德行为加以批评和谴责的,要在说理时一并写明,不能漏掉。第四,诉讼费的分担充分体现了国家意志对诉讼活动的强制干预,也应当说明确定分担的原则和理由。

    针对过去判决理由中法理阐述比较薄弱的实际,当前要强调加大法理分析的力度,详细阐明支持或不予支持的理由,增强判决的说服力度,尤其在法律依据缺乏或不完整时,这种法理论证更为重要。判决理由是对判决主文的诠释,体现了法官的主观法律意识和综合分析能力,因而正是“裁判文书制作中最见法官功底之处”。

    (三)法律适用部分。早在40多年前,谢觉哉同志就指出:“呆板地引用‘第几百几十条’,老百姓是不愿听的。我意断案应根据条文,做到判词应很通俗地说明道理。就裁判文书改革的实际情况来看,谢老批评的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应当引起足够重视,认真加以解决。第一,对所引用的法律条文,要说明引用理由并揭示该法该条与本案纠纷的本质联系。第二,引用法律条文既可集中列举,也可在综合说理部分一边论证一边列举,如果有几项判决主文各自涉及不同法律或不同条文的,则宜于分散到后面的判决主文各项,依次引出,以加强针对。具体采用哪种方法,应根据案情灵活处理。第三,引用法律条文应当公开其具体内容,不能只写出法律名称和法条序数。第四,引用法律条文要做到准确、全面、具体。所谓准确,是指所引条文与判决主文之间应当保持最密切联系,选择与判决主文最为接近、外延最窄的法律法条。所谓全面,是指凡属判决主文所需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以及法律原则、公认法理或商业惯例的,都应引用,不能漏掉。所谓具体,指引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应当写明相关条文并详细到款、项乃至目。最后,引用还要注意少而精,不可重复援引。

    五、完善裁判文书说理创新方法的对策分析

    (一)基本思路。

    1.规范说理,兼顾个性。裁判文书是一种重要的法律文件,为保证诉讼文书的严肃性,需要有一个统一规范的样式。同时,每个案件的情况又是不同的,在规范化的前提下,还要考虑文书的个性,能够规范的只是文书的基本要素和基本格式,而不可能将文书的全部内容都予以规范。

    2.繁简区分,兼顾效率。文书说理应体现效率原则,节约资源,不仅简易诉讼文书要简化,而且普通程序中的文书也应繁简适度。应当明确,文书不是越长越好,而应当视具体案件当事人的争议情况确定文书篇幅,既要针对当事人争议的问题充分说理,又要把握好说理的限度,做到繁简得当。

    3.充分说理,兼顾针对性。法官需要在文书中充分说理,向当事人解释裁判形成的正当性、合法性和合理性,促使当事人服判息诉。但也不能为了说理而说理,应当紧紧围绕当事人的争议问题有重点地作出回应,抓住主要环节,而非纠缠于细枝末节、面面俱到。

    4.公开说理,兼顾效果。裁判文书既是法院裁判的载体,也是裁判过程的客观反映。文书不仅应当依法公开法官认定的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理由,而且也要依法公开相关的程序事实,如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出庭情况、法庭辩论等信息,促使当事人理解和信赖裁判。但也要注意妥当把握公开的度,兼顾案件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二)重构文书的样式。

    文书制作是否成功,核心在于结构是否合理。以民事判决书为例,《文书规定》第8条讲首部、事实构成、判决理由、判决主文和尾部五个部分作为判决书的要素,以取代1992年《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规定的判决书样式。笔者认为,《文书规定》将争议焦点放在事实构成部分是不完整的,遗漏了当事人在法律方面的争议,同时也不应当将说理局限于裁判理由部分,法官对争议焦点的概括、对事实认定的阐述也当然属于说理的重要内容。为根本解决问题,建议对1992年判决书样式进行进一步改造,规定裁判文书(简化的文书除外)一般应具备如下六个部分:案件来源、诉讼请求、争议焦点、事实构成、适用法律和判决主文,并明确这一样式只有参考效力,鼓励法官结合个案和当事人的具体情况制作文书。同时,可以将不熟悉案情的法律专业人员通过文书能搞清楚案件的事实、理由和结论作为衡量文书所应当包含的最低限度的标准。

    下面结合法官具体的办案流程加以说明。一般来说,一个规范的审理案件的流程反映在文书中,包括六个步骤:一是案件来源,介绍案件的当事人及诉讼过程情况;二是全面、准确归纳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三是全面记载诉辩双方主张的事实,确认双方无争议的事实,并从争议事实和诉辩主张中合理确定裁判标的和争议焦点;四是围绕事实争议分析证据,确认案件事实;五是根据案件事实和法律争议寻找法律,正确地选择法律规定并说明理由;六是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为基础得出裁判主文。

    (三)加强文书说理各部分的有机联系。

    如何加强文书说理各部分的有机联系,避免各部分前后脱节、重复论述和遗漏内容,是文书说理的焦点和难点问题。结合《文书规定》和司法实践中的文书制作情况,有必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如何理顺争议焦点、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三者之间在说理上的联系?这既是文书说理成功与否的关键,也是产生前述说理针对性差、前后脱节等问题的主要原因,广大法官也普遍感到这部分的说理最为棘手。对此《文书规定》采取的策略是先概括争议焦点,再举证、质证和认证,后说明判决理由;有的法官认为应在概括争议焦点后先分析证据,后认定事实,再判决说理;有的法官认为认证意见在裁判理由部分表述更为妥当。

    为使文书说理既有针对性,说清道理,又简明扼要,层次清晰,避免前后重复,笔者认为,还是要牢牢抓住争议焦点这一文书说明的轴心和关键制作文书。具体按照当事人的争议情况,可以将案件分为三种类型,即或者只有事实争议,或者只有法律争议,或者两种争议兼而有之,究竟如何进行说理应当区别对待。对当事人只有事实争议的,在认定事实部分进行举证、质证和认证,陈述法院认定的事实,在适用法律部分可不作说理,直接引用法律作出裁判;对当事人只有法律争议的,在认定事实部分陈述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无须进行证据列举、分析和推演,在适用法律部分进行说理后裁判;对当事人既有事实争议,又有法律争议的,则根据两种争议之间的关联性是否紧密确定说理方法。如果两种争议联系密切,可以由法官根据具体案件情况和解决纠纷的需要,灵活选择在事实认定部分还是在法律适用部分进行说理,在另一部分则可以不作说理;如果两种争议关联性不大,法官可以分别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部分进行说理。

    二是如何妥善处理列举、分析证据和认定事实的关系?这也是当前文书说理的一个突出问题和难题。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法官都喜欢用大段篇幅罗列和分析证据,但却往往对法院认定的事实避而不谈,或者不明确地表明态度就作出了裁判。这样就割断了当事人诉辩主张和裁判结论的联系,当事人因此认为法官在搞文字游戏,二审法院和社会公众也难以掌握法官判案的要领。

    笔者认为,文书虽然需要载明案件证据的情况,但要记载所有的证据材料则既无必要,也不可能,而且对全案证据进行机械罗列,只会造成表述混乱,繁琐冗长,实质意义并不大。对此,可行的思路是合理列举主要的争议证据,明确阐述法院认定的事实。具体来说,首先,应当以争议的焦点为主线对证据进行分类,围绕争议焦点展开对相关证据的分析和认证,突出对重点争议证据的认证说理,避免证据的简单罗列和重复,对于难以通过文字表述的内容,可以通过附图、附表等适当方式予以表达;其次,不管如何说理,法官都必须在文书中写明法院最终确认的案件事实,并以此为基础裁判案件。如果法官对此加以回避,可以认定其没有履行应尽的职责,构成程序违法。

    (四)实行繁简分流

    裁判文书的简化不是要素的删除,而是对要素内容进行合理的简写或浓缩,简化内容应限定为事实构成和适用法律两大部分。应当明确,说理不是要讲“欠债还钱”、“打人赔偿”等常识性的道理,而应针对当事人争议的内容答疑解惑;说理的长或短都不是绝对的,而应针对决定案件法律关系的关键问题说理,不能纠缠于细枝末节。例如对调解结案或者借款、买卖等大量案件重复的简单案件,就可以实行文书的格式化和标准化,制作文书类似于填张表格,简便易行。

    简化的裁判文书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类是事实清楚、争议不大、当事人达成合意或均同意简化文书的案件,在简要概括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后案件事实已很清楚,法官在认定事实部分说明“本院认定的事实如原告所述”,或者只简要写明与案件处理结果直接相关的主要事实,省略定案证据和理由;另一类是当事人对案件的主要事实和责任承担没有争议,只对次要事实和责任承担有争议的,可以先简单概括双方无争议的内容,然后针对次要的争议问题简要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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